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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城乡关系小说， 一般表现为下面的几种模式： 第一，以进城衣民为摹写对象， 描绘进城农民的生存境况； 第二，以乡土文化的塑造为主题，以乡土文化的淳朴、善良对抗城市的市 场化冲击， 或者体现出作家的某种精神追求； 第三，以市场化背景下的农村为对象， 刻画转型期农村的变革以及农民的种种生存苦难、希望，带有意识形态的渗透的意味。 但是， 阎连科并不属于上述的种种，他始终在本能上向往城市的现代性，但理智上却对城市采取排斥的姿态。
《最后一名女知青》在阎连科的创作中属于由向往城市到拒斥城市的过渡性作品， 其价值指向在于“家” 意象所透现的乡村温情， 正是这种温情完成了贫穷乡村面对优越的城市的对峙。但是阎连科笔下的城市井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都市， 当中体现着阎连科对城市的道棒法庭的预设， 这实际上是这一批作家的集体无意识。
苦难是阎连科一贯的表现重心，在苦难中无路可走， 是阎连科的基本思维模式。在《最后一名女知青》中，我们一如既往地看到阎连科对乡村苦难的呈现： 一方面， 权力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当权者可以肆无忌惮。鞣合着宗法制的乡镇政权可以为所欲为， 善良地愚昧，仗义地压迫。公安机关可以不必侦查械斗细节而只要求村里交出凶手，村长也就很仗义地要求村民们自告奋勇 顶罪”，并承诺为顶罪者授予烈士般的称号和待遇。村长的弟弟因为村长的关系可以自然而然地当上医生，并且可以肆意摧残黄黄的生命以求一饱口福。就算是在城市中， 姻亲、 裙带关系和权力的结合可以令唐豹一飞冲天，可以令李娅梅彻底打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权益的念头。
另一方面是无妄之灾。灾难总是突如其来，而且总要不应该承担的人去承受，极端的表现是死亡反复出现。作品中 共出现了六次的死亡， 这六次的死亡可以视为作品的情节单元，并通过这种情节单元的排列形成作品的结构线索：狐狸自杀了；两村械斗，有村民被打死了；强强死了；母亲死了；山虎的新婚妻子自杀了；李娅梅刚出生的孩子死了。还有动物的死亡，再加上第五部“寓意罪孽＂ 中大量的阴间的描写，死亡意识弥漫着人的生存空间， 死亡的描写充满着张力和暗示的意义 在李娅梅和张天元这一对矛盾构成的进城—留守乡土的不同选择中，每一次的死亡事件都打破现有的平衡，促使原有的选择作出相反的改变。
因此，苦难总是呈现着两个方面的压迫： 一方面是乡村人为的宗法制为核心的体制以及城市中裙带关系造成的权力压迫，另一方面是生存环境的恶劣和命运的不测。两个方面互相扯动， 乡村的人就家不成家，不是欠债累累就是为了丁点财产互相争斗，最终还是努力向城市进军；而城市中的人又往往在生存的残酷争斗中以乡村为精神家园并最终回归乡村。于是， 不管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乡村， 出路总是不存在的， 苦难总是和命运相伴相随的。
阎连科的底层书写是一种苦难的书写，苦难来自于乡村的贫穷落后。作为农民之子，他始终以“零距离”的姿态聚焦于乡村的底层，井因此获得一种切肤之痛。但问题显然不止于 此，异想天开、大发横财的《受活》透现的是城市 的冷漠、猎奇与人格的丧失，同样落后的《坚硬如水》呈现的是愚昧与疯狂，变得富裕的《丁庄梦》体现的是人性的畸变。 因此，阎连科的疼痛始终关注的是乡土底层人们的出路问题，而乡土底层人们的出路，无可逃避地面对的参照和前进的方向，就是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城市。
换言之，如何对待城市，或者更具体地说，如何获得城市的富裕和特权而又不丧失乡土社会的纯朴以及一切传统美德，才是阎连科的撕心疼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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