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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 《一九八四》出版 《一九八四》这部描写政治乌托邦的小说，分三部，贯穿始终的一号男主人公名叫温斯顿·史密斯，整个第一部基本就是写他一个人的行为举止的。他所处的世界三国鼎立，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个国家大体上按照地理界限自成一体，彼此的关系既是敌人又是朋友，因此香仨臭俩，战争不断是国际常态。他的国家是大洋国，革命之后建立了专制政权。
他三十九岁，单身，结过婚，但是妻子下落不明。他的父母亲都在大清洗中人间蒸发了。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大清洗和人间蒸发就是政府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生活很苦，缺吃少喝，食堂只有洋白菜和烂炖菜的味道，糖精是唯一的甜食供应，喝一口麻辣得泪眼婆娑的杜松子酒是唯一的饮品；刮胡刀和肥皂之类日常生活用品经常供不应求，到黑市踅摸是唯一的渠道……这一切大家都习以为常，他也就习以为常了。 他在真理部的记录司上班。他的工作是日复一日无休无止地篡改文件，目的是保证老人家和党的言论始终保持一致。错误只会发生在报纸和书籍里。老人家和党昨天说要和欧亚国打仗，今天却说欧亚国是盟国，交战国换成了东亚国，那么昨天的所有报道文字就都要改过来，和党的言论保持一致。 党的口号是“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所有的过去都是一张羊皮纸，只要需要就会经常被刮干净，彻底重写。这种不断篡改的程序适应于报纸，也适应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任何一种文学和文献，只要涉嫌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都要经历这一程序。 各种统计数字原来的版本就毫无依据，篡改过的版本则是为所欲为了。党说大洋国每个季度都能生产天文数字的靴子，可谁都知道大洋国一半人口没有靴子穿，但你必须确保党的言论正确……工作很荒唐，但是他很敬业，对工作乐此不疲，工作效率很高。他能适应这一切，主要是他的脑子可以随时进入双重思想的迷宫。
知道与不知道，了解全部真实情况却告诉精心构建的谎言，同时主张两种互相抵销的观点，明知道它们互相矛盾却还相信不疑，利用逻辑反对逻辑，拒绝道德却高喊道德，相信民主不可行却认定党是民主的卫士，忘记需要忘记的一切却在需要时塞回记忆里，然后又迫不及待地忘掉，尤其是，同样的把戏应用于同样的把戏本身——这套手法玄妙之极：有意识地导致无意识，然后，再让你刚刚完成的催眠状态变得无意识。即便为了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你还得使用双重思想。 问题出在他的岁数上。他三十九岁这个岁数，是在革命后的大洋国度过的，但是祖父、父母亲等长辈亲人给他留下的记忆，让他年龄越大越怀念童年的岁月。 父亲给他“又黑又瘦总是一身干净利落的黑色衣服”的模糊形象，母亲“高大，如一尊雕像，却是个少言寡语的女人”，祖父给他唱过的民谣在他头脑里越来越响亮。什么都不是你自己的，你只有脑壳里那几个立方厘米的脑子。 就是这几个立方厘米的脑子，在他快进入不惑之年时不再安分，经常到无产者居住区里闲逛，在一个旧货店里流连忘返，发现一个市场上绝迹的笔记本时他买了下来。从此，他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记日记。记忆的闸门一经开启，他提笔写下的竟然是一连五个“打倒老人家”！他被一阵歇斯底里的情绪紧紧抓住，意识流般地写道：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从脑后枪毙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家，他们会从脑袋后面枪毙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家。 他把大洋国儿童历史教科书的一些内容抄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在旧社会，光荣革命之前，伦敦……是个黑暗、肮脏、悲惨的地方，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极少数美丽的大宅子里住着富人，使唤着三十多个仆人伺候他们。这些富人就叫资本家……拥有这世界的一切，别的人都是他们的奴隶……如果有人不听话，他们就把他投入大牢，或者剥夺他们的工作，让他们饿死……
历史课本里的每个词，甚至那些你毫无疑问接受的事情，都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资本主义历经几个世纪，却被认为没有产生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从建筑物上学不到历史，甚至从书本上也学不到历史。塑像、铭文、纪念碑、街道的名字——但凡可以看见的过去的东西，都有组织有系统地改掉了。” 然而，他目睹的现实社会却是“现实在腐败，城市在破旧，人民营养不良，脚穿烂鞋，住着不断修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总是闻着圆白菜味儿和臭卫生间味儿，为生活辛苦奔波”。于是，党同时又教导无产者“生来低人一等，必须甘当奴隶，如同牲口，只用几条简单的条条框框就统治得服服帖帖”。 “故事真正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大清洗正在进行，革命的元老都一劳永逸地被消灭了。到了一九七〇年，元老没有一个幸存下来，只有老人家安然无恙。”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必须相信，而且你迟早会主动宣布相信二加二等于五的。梦魇般折磨他的是，他从来没有完全弄清楚，这种不惜成本的欺骗为什么要进行！ 然而，随着他写日记的深入，他的勇气似乎突然主动地强硬起来：“明显的东西、朴素的东西、真理，都必须捍卫到底。”“可靠的世界存在，可靠的世界的法则没有改变。石头很坚硬，水是湿的，没有支撑的物体会落在地球的中心。”因此，他写日记的使命是要阐明一个重要的公理： 自由就是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如果这是理所当然的，其余一切都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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