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院校研究国际研讨会是院校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将成为中国院校研究的一个节点。”6月23日，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办的“院校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会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华学院校长刘献君教授如是说。 作为一场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汇集了来自海内外的院校研究专业人员、高校管理人员和相关领域学者。会议由北京大学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联合主办，历时两天。 院校研究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研究领域，在近些年迎来了快速发展，其中，在研究组织机构设置、研究人员培养、研究成果发布和基础数据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那么，“院校研究”到底在做什么？它为何在近些年发展迅速？当前，我国“院校研究”的发展面临哪些困境？下一步又该如何推进？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刘献君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主旨报告。（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 01 “院校研究”的缘起与实质 在我国，院校研究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兴起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高校纷纷成立高教院所和高等教育学科，而这些新型机构也成为孕育院校研究的温床和院校研究发展的起点。 当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然不高，仍属于精英教育，但到了上世纪末，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高校需要面临大量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现实问题。 此前，“拍脑门”“凭经验”的高校管理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管理科学化成为高校的一致追求。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让各类高校开始享有更多的决策权。 上述两大方面的结合，让院校研究成为高校既必须又紧迫的需求。 由此催生的院校研究，也就以实践取向和强烈的应用价值为其显著特征，正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晓宇教授所说： 院校研究本质上是高校组织管理研究和咨询研究，是面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 换句话说，院校研究总是以高校管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为导向，而研究成果则直接服务于高等教育的管理决策。 这一点与美国院校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AIR）提出的院校研究核心宗旨——利用院校研究的数据、信息和分析为高等教育决策提供支持——是一致的。
美国院校研究协会官网截图 02 “院校研究”如何服务高校发展？ 我国院校研究力量 如果想提供优质决策咨询，前提是自身拥有强大的实力。目前，我国院校研究的力量也的确在不断壮大。 仅从院校研究组织的角度来看，2007年，我国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并已形成逢单年举办国内研讨会、双年举办国际研讨会，讨论院校研究理论和方法等问题的传统，参会人数也从一开始的数十人，发展到现在的400余人。 借助院校研究分会这一平台，院校研究培训班、院校研究教材、院校研究案例等也相继诞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院校的决策水平，推动了高校的发展。 院校研究机构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以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建立院校发展中心为标志，我国的院校研究正式兴起，并在近十几年得到快速发展。 根据刘献君等人对全国878所本科院校高等教育机构运行状况的调查，59%的高校拥有高教研究机构，它们或分散在科研或者管理部门，或存在于教育科研部门，其中一大部分虽然没有标明是院校研究机构，但也在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管理咨询工作。
华中科技大学院校研究发展中心（来源：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网站） 中美院校研究的探索 那么，院校研究力量是如何服务决策的呢？ 美国院校研究协会会长克里斯汀·凯勒（Christine Keller）指出，教育培训、社会活动、创新性实践和研究及其建议和影响是美国院校研究的核心“业务”： 教育培训是通过在线课程、面授课程等方式培养专业研究人员； 社会活动则是以年度论坛的方式将研究人员组织起来，相互讨论学习； 创新性实践和研究以年度调查报告为主，主要向高校、政府提供； 建议和影响就是在调查报告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或者行动方案。
克里斯汀·凯勒会长做主旨报告（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 与美国类似，近些年，我国院校研究也在人员培训、活动组织和高校调查等方面有所探索。 案例 比如，北京大学教育研究中心于2012年创立“北大研究”，旨在通过课题立项的方式，鼓励全校师生开展与北大改革、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为北大管理决策提供丰富、科学、扎实的学术支持。 在“北大研究”支持下，北大全职管理人员与研究人员合作开展研究，既有效解决了院校研究的组织问题，又加强了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的深度融合，为北大教育教学改革方案提供了决策依据。 又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的部分调查结果已被教育管理部门采用。 可以说，在满足高等学校管理决策需求上，我国院校研究已有了不小进步。
颁奖嘉宾与“北大研究”课题获奖嘉宾合影（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 03 “院校研究”的现实困境 在看到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院校研究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和矛盾。这些困境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机构问题 在我国高校内部，专门以“院校研究”命名的研究机构并不多见。 即便有的高校已经着手开展院校研究的工作，其相关机构的名称和隶属关系也处于混乱状态。 从学校层面来看，院校研究职能相对比较分散，而相关部门之间又缺乏协同，导致整体上没有形成研究合力。 人员问题 有专家在北大院校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直言，在我国，院校研究人员与高等教育学研究人员高度重合，两者混在一起。 这导致院校研究人员存在身份不明确、定位不清晰的问题。 另外，不少院校研究人员水平相对有限，有研究人员直言： 我们没有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人才，都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开展什么大型的研究，我们真的是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搞。 为此，华中科技大学院校研究团队考察了17所开设院校研究专业的美国高校的基本情况，从证书授予、教育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寻求解决方案，准备从研究生培养和在职人员培训这两个方面提高我国院校研究人员的水平。 数据问题 获取研究数据是开展院校研究及后续工作的基础工作，至于如何收集，除了常见的收集文献资料外，克里斯汀·凯勒认为，我们还需要“整合数据策略” （Coordinate Data Strategy）。 像院校研究办公室、学生事务部门、教务处等校内各部门，均拥有大量可用有效数据，关键是如何整合利用。 对此，克里斯汀·凯勒认为，校内各部门之间应该建立数据方面的沟通协作机制。而这也是刘献君和陈晓宇在演讲中强调的观点。 然而，在我国，不少高校要么因信息化水平不足，存在数据收集困难的问题；要么因为尚未建立数据资源共享机制，存在如何有效整合跨部门资源的难题。 陈晓宇坦承： 从2016年开始，北京大学就积极推动全校数据整合（将众多管理信息系统整合到一个计算中心的平台上，并在应用和数据标准上相互打通），但进展很慢，共享很不容易。
陈晓宇资料图（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 研究方法应更多元 在我国教育研究多偏重思辨、推演的总体环境下，以数据为基础、具有突出实证研究色彩的院校研究成果就像一股“清流”，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实证研究固然存在较大价值，但为了让院校研究更加科学、合理，院校研究人员也不能眼中只有数据，而忽略了其他无法通过数据展现或无法通过数据获得的教育细节。 刘献君和陈晓宇就呼吁，未来，院校研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方法来展开，将质性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也纳入研究视野。 在此方面，北大学者已有所尝试。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红针对北大校级管理人员、院系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所进行的访谈，已形成上千万字的文字记录。
朱红副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 04 下一步 “院校研究”该怎么办 “把整个学校建成一个大的院校研究机构。”这是刘献君对院校研究提出的宏大愿望。 立足当前院校研究的现状，为实现这一愿望，中美两国院校研究（协）会会长都提出了下一步发展的原则，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院校研究人员应更具战略思维 此前，我国不少高校的战略目标都停留在口号上，战略规划缺少战略主题和战略行动，战略评估也很少。 这些均严重制约了院校的发展。为此，院校研究人员应提高自身战略性思维能力，为学校决策提供更好的方案。 第二，研究要以学生为中心，致力于学生成功（student success） 学生是自己学习的决策者，院校研究要为学生学习决策服务，调动学生的学习需求，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为其发展创设空间，创造制度性交流的机会，帮助他们实现目标，进而激发起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第三，打破单打独斗局面，建立研究团队 建立院校研究团队有两层含义： 其一，在校内，要将教职工和学生组织起来，共同参与院校研究，在数据获取和分析上，实现资源共享； 其二，在校外，建立院校研究协同体，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互动，从整体上提高高校教育管理水平。
与会人员合影（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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